日期：1957-10-3 作者：马寅初
马寅初一个新社会，当然应该有一个新社会科学，不过这个新社会科学，不是旧社会科学的翻版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新社会有新人新事，都是旧社会所未闻未见的。要研究这个新社会，一定要从新的角度观察人文事物。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而来观察新社会的人文事物，必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，一定走上很大的弯路。因此无论是调查情况或编报著书，工作者的立场，是有头等重要性的。我们可以先从制造工业中抽出几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这一点，而后再转到社会科学。
制造工业中的原材料本身没有阶级性，但一经加工，才于不知不觉之间，把党性或阶级性渗入到原材料里面去了。这样的加工品在市场出现的为数不少。举几个例就能明白。八年来，上海出现了一万多种新花式新品种的消费品，其中有很多是为了满足生活上升中的农民的需要而设计的。旧社会把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分开，好多消费品是为资产阶级设计的。比如，过去的热水瓶，于制造时就打算专为资产阶级服务，放在台上很美观，但对劳动人民很不适用。(一)装水不多，农民田间干活很不够喝；(二)放在田边上容易跌倒。所以农民要求为他们试制一种八磅矮胖热水瓶，水既够喝，又不会跌倒，受到他们的欢迎。又浙江省舟山群岛上礁谭乡，解放前没有一个农民用热水瓶，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都有了热水瓶。但资产阶级用的热水瓶，没有提手，农民上山下田，携带很不方便，故他们要求为他们制造有提手的热水瓶。其次，卫生衫裤，当初亦为资产阶级服务的，所以袖筒和裤脚都是罗口、腰身和裤脚都太窄。农民下水田，上高山均须把裤脚卷起；倘裤脚太小，又是罗口，无法卷起，故资产阶级用的卫生衫裤于他们不适用。又北方许多地方的农民都有蹲在地上吃饭、谈天、休息的习惯。裤子的裤裆和裤脚太小，裤脚又是罗口，一蹲下裤裆就繃破了。因此资产阶级用的卫生衫裤到了他们，就不适用了。
舟山群岛农民解放前穿卫生衫的人只有百分之二十，都是地主富农，现在上升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上。这个群岛以出海捕鱼著名。农民们在寒冷天气出海捕鱼穿上棉毛衫裤，觉得非常和暖，但他们反对“不开襟的”棉毛衫裤，要求为他们专制开襟的，取其灵便，对于不开襟的感到穿脱麻烦。
第三个例子是胶鞋。因鞋头鞋底都太窄，穿上不久，鞋头布面已破裂。农民天天上山下地，脚板特别宽，应该为他们做些大号鞋，鞋头鞋底一定要宽些。
以上所说的原材料是指工业品的原材料而说的。原材料本身无阶级性，但一经加工，阶级性就渗入到里面去了。所以好多工业品于劳动人民不适用。知识分子写书立说也需要搜集材料，这些材料本身如工业品的材料一样，也无党性或阶级性，但一经加工，党性或阶级性就会渗入到里面去。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就是一个好例子。他的目的在丑化农村，故先有成见(结论)再去找材料，这样连原来没有阶级性的材料也有阶级性了。据费孝通的助手周叔莲同志的报告(见1957年9月5日光明日报)，费孝通“对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的新气象不感兴趣，只是企图找寻能够符合他调查目的的材料和问题。”如农村中残余的溺婴问题，残余的封建婚姻关系等等。这些问题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东西，并非解放后新发生的，以此来丑化新社会，似乎不恰当。若我们把农村中一切消极因素如溺婴的现象，封建婚姻，父女吵架，中农退社，村与村争水等等都搜集起来，不加提炼，把它们作记录式地描写下来，不顾一切，迫不及待地把它们在报上或杂志上发表出来，以符合作者预定的目的。对不对呢?作新闻看，这些东西是旧闻，并不是新闻。若作研究看，虽不能说歪曲事实，颠倒黑白，但过于偏面，不能用来作社会科学的基本材料。我在上面已说过，新社会有新人新事，我们到农村去，首先要对农村中的现实生活有深刻的理解，而后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主流和本质的东西。什么是主流和本质的东西呢?以农民收入为例来讲个明白。费孝通关心农民的收入，叫助手算出关于农民收入统计数字，我可说今日的收入虽比解放前大有增加，但是，要大大地增加尚有待于大水利工程的完成(如三门峡，四川山峡)和化学肥料的大量供应。三门峡水库工程已经动工，吉林、兰州和四川三个大规模的化肥厂不久就可投入生产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，还要添设不少新厂。近来正在积极推动的水土保持工作，已产生了不少好的效果。我所谓的主流和本质的东西，可以从水土保持工作说起。水土保持，对于山区和丘陵区的开发，有极其重大的意义，因为这些地区，由于森林被破坏，山坡滥垦，土壤缺乏植物庇护，长期以来，发生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，因而土壤肥力日益减退，土壤蓄水能力降低，所以平时苦旱遇雨，又山洪暴发，产生了很多的自然灾害，严重地妨碍了农业生产。同时上游水土流失，下游河床逐年淤高，这就是平原地区经常发生水灾的根本原因。因此要根治水患，要使平原地区和山区面貌发生根本变化，必须制止水土流失现象。山西省雁北地区推广了阳高县大泉山的水土保持经验，在去年一年中治理了二千五百五十四道沟，在二百二十八万多亩土地上，初步做到“土不下坡，水不出沟”。甘肃省武山县推广了邓家堡的水土保持经验，有三十多个村庄基本上停止了水土流失，结合灌溉，使粮食每亩平均产量由解放前的一百另二斤，增加到二百另二斤，每人平均所有的粮食由三百斤增加到五百斤。但水土保持工作还远跟不上国家建设的需要。我国山区和丘陵地区，特别是北方广大的黄土高源地区，大部分还没有做好水土保持工作，对于河流的治理和水旱灾害的防治，都非常不利。有的不但没有做好工作，还反其道而行地滥伐树木，滥垦陡坡，铲草皮、挖树根，使水土流失的现象益加严重。我国已经建成的若干大型水库，由于上流的水土保持工作跟不上，正在受着泥沙淤积的威胁。因此，全国山区的广大人民，全国农业、林业、水利工作者们，水土保持方面的科学工作者们，大家正在党和政府领导下，用“愚公移山”的精神共同负担起一项有极大意义的任务，换句话说用我们的“主观能动性”来利用自然发展的规律来控制河流，来把自然改造一番。斯大林说得好，他说:“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，人们即使已经认识了他们的发展法则，也确实无力去影响它们。如果把这些过程除外，那末在其他许多场合下，就可能影响自然过程这点来说，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。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下，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法则，估计到它们，依靠着它们，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，更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，把自然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面，使它转而为社会造福。我们且从许许多多例子中举出一个来看。在上古时代，江河泛滥，洪水横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庄稼的毁灭，曾认为是人们无法避免的灾害。可是，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，当人们学会了修筑堤坝和水电站的时候，就能使社会防止，在从前看来是无法防止的水灾。不但如此，人们学会了制止自然的破坏力，可以说是学会了驾驭它们，使水力转而为社会造福，利用水来灌溉田地，取得动力。”(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第二至三页)
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所阐述的这些大道理如何在中国实现?几年来，我们怎样利用自然发展的法则来建设社会主义。不久之前佛教刊物上登载过一首诗，我只引其一段:
七年来我们做的，难道不是惊天动地 每月每年每个地方的角落里，都不断涌现着奇迹。 铁路通过了秦岭的云层， 汽车奔驰在世界的屋脊戈壁兴起着工业基地，黄河就要开始供给电力， 它将不再卤莽地带走泥沙， 它将越来越宛转随人之意。
这段诗把我们在七年中认识自然，驾驭自然的英雄气概描写出来。我们在自然面前，不但不是无能为力，而且能利用它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，于是无论在人民，在国家，在国际，思想上，政策上，科学上，技术上，生产上，由主观渐进客观，由唯心渐进唯物，由矛盾渐进统一，由个体渐进集体，由推动渐进自动，由私有渐进公有，由教育渐进感化，由政令渐进建议，由文盲渐进科学，由手工业渐进机械，由火力渐进水力，由水患渐进水利，由农业渐进工业，由互竞渐进互助，由敌对渐进友谊，由战争渐进和平；从贪污到廉洁，从浪费到节约，从贫弱到富强，从压迫到团结(如对少数民族)，从物价波动到物价稳定，从高利贷款到农业贷款，从卖男鬻女沿街讨饭到一家团聚有吃有穿，从入超到出超，从赤字到平衡，从种烟到种稻，从妓院到工场，从分裂到统一，从重男轻女到男女并重；一切荒山、沙漠、河床、边区、倾斜坪坝、渦潦溪坑，渐变为矿都、油田，果园、收场；一切好闲游手残废聋盲，均能安居乐业，福利均沾。并且发动群众与苍蝇、蚊子、蚤虱、血吸虫病作毁灭性的斗争。在科学技术方面，发表、发现、发明、发掘，篷蓬勃勃，层出不穷，好像雨后春笋似的。
但是我们要知道要做这许多伟大事业，一定有一个指导思想，一切力量从这个思想根源产生，这个思想根源就是马列主义，就是辩证唯物论，正如斯大林所说我们认识自然法则，依靠它们并利用它们为社会造福，以上所说的整个工作进展是确切地根据这些自然法则。在我国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中也有这种认识自然、利用自然的主张。如荀子说:“大天而思之，孰与物畜而制之。从天而颂之，孰与制天命而用之。”(荀子天论)他的意思就是不要歌颂自然，应该控制和利用自然。宋代哲学家张载(横渠)说: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他的意思就是要理解自然，然后可以使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并为后世开辟一条和平的道路。但是学者中虽有这样的辩证唯物的思想，而执政权的帝王并不能这样做，因此这些进步思想不能为行动的指南，成为全然脱离实际的空谈。现在不同了，已把这个缺点改过来了，执政权的人就是有这些进步思想的人，思想家与实行家合而为一，这是真正的“知行合一”，斯大林、毛泽东是思想家同时也是实行家，故能产生这样的成绩。从此推论，今日高等学校的学生就是将来创造新中国，改造旧世界的工程师，要担任这样崇高的任务而脑海中没有进步的辩证的唯物主义思想，可以肯定地说工作的结果不是事倍功半，就是徒劳无功，这一点要请今天的青年们好好地想一想。在学习业务的同时，要重视马列主义的学习，这于你将来工作的成败得失，关系太大，不可轻视。
关于陈振汉的以凯恩斯的经济学来替代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，我也写了一文批驳之，因篇幅太长，归纳于我的“我的经济理论、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”一书中，兹不谈。
——原载《文汇报》1957年10月3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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